导读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耿飚回忆录》一书中，以耿飚同志口述的形式，讲述了这段历史细节。1976年，继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逝世之后，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毛主席逝世后，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本文口述者耿飚，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瞻仰遗容、守灵和参加悼念活动中，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遗言，只听说，从9月初起，毛主席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即使想留下什么话，恐怕也力不从心了。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来，是因为乔冠华（时任外长）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认为这个“临终遗嘱”有误，遂让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10月4日，我见到“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伪造的“尚方宝剑”，他们要砍人了。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起来。华国锋同志不慌不忙地拿出几个纸条来，说：“那天和你谈起毛主席写的字条，因不在手头，所以没有给你看，现在我拿来了，就是这几张……”接着他递过来两张说：“今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外宾后，我向他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主席当即用铅笔写了这两张条子：一张写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等我看过这两张字条后，华国锋同志继续说：“我还同主席谈到中央的情况，我说，他们（指‘四人帮’）许多事都不听我的，很难办。主席又写了这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最后我谈到各省的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并请主席作指示，他又写了这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在解释了这些字条的来由后，华国锋同志接着说：“我也感觉到了，他们几个在跟中央、跟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作对，随便抓件事就大吵大闹，胡搅蛮缠。主席去世后，政治局晚上开会，一吵就是大半夜。每个晚上，江青都要打电话给我，乱叫乱嚷，吵得我无法睡觉……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华国锋拉我坐下，然后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要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感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注：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注：指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暂不对外公布此事），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我们领受完任务后，立即驱车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去。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二十名战士。我带着十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十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有十一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二十三点四十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我考虑，光靠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我又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我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你也不要回家了。”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我们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市广大市民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自发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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